1948年3月的一个傍晚，襄城城外的土路上，行人稀少，一支部队却悄悄穿行而过，战士们压低声音，连咳嗽都不敢太响。洛阳两字，在他们的口中传递，却带着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——那座千年古都，即将成为一场大仗的中心。
这场仗，国共双方都明白，打得不好，不只是输赢问题，而是“局势要转弯”的问题。蒋介石盯着洛阳，毛泽东也盯着洛阳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两边的战略设想一度正面“撞车”：一边要诱敌来援、一战翻盘；一边想围城打援、一举扩大战果。
就在这个关口，毛泽东先是电令“重在打援”，陈赓、陈士榘却一合计，觉得有点不对劲，提出“先攻城，后打援”，还担心出现“两头落空”的危险。这一来一回，洛阳战役的走向，被硬生生拐了个弯。
有必要从蒋介石那头说起。
一、蒋介石押宝洛阳：一盘精细棋，落子却成死局
1948年开年，蒋介石已经明显感到局面滑坡。宜川失利、鲁南惨败，中原战局迅速恶化。他最怕的，不是一场仗输，而是失败的速度过快。节节败退，人心一散，想回头就难了。
在他的盘算里，要想“稳住”，必须打一场像样的胜仗，哪怕只是暂时扳回一点气势，也好给军队打一针强心剂。洛阳这座城，就被他捧上了牌桌。
洛阳的位置不用多说，陇海线要冲，连接秦晋豫，扼住中原与西北的咽喉。更让蒋介石心动的，是它“利守不利攻”的地形：邱行湘早早修起半永久性工事，碉堡一圈又一圈，城内外布得严严实实，看上去似乎很有点“硬骨头”的架势。
蒋介石的想法很直白：拿洛阳当“诱饵”。
他设想，解放军陈赓、陈唐两个兵团十万左右兵力前来攻城，洛阳死守，把对方牢牢黏在城下。自己则调集胡琏、孙元良、邱清泉等部，从四面向洛阳压上来。理想情况，是在城外形成合围，将攻城的解放军主力压扁在洛阳周围，“聚歼十万于洛阳城下”。
在他的逻辑里，解放军兵力有限：要攻城，又要防援兵，不可能两头兼顾。一旦在中原提前“决战”，国民党如果能打出一场大捷，形势也许会暂时翻转。这种设想，对他而言，几乎带着“孤注一掷”的味道。
然而，纸上谈兵容易，实际扛枪的邱行湘，却心里发虚。
邱行湘被三次急召到南京，等于是走红地毯走得都有点飘了。他知道蒋介石看重洛阳，也知道自己位置有点特殊：既是青年军系统出身，又是陈诚的老部下，深得器重。蒋介石为了给他加一层“枷锁”也好，“光环”也罢，在办公室墙上换上了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八个大字，等于摆明了态度：洛阳，交给你了。
在这次谈话里，蒋介石把话说得很透：洛阳要守一个月。他甚至搬出凡尔登，讲法国人如何凭要塞耗住德军，搞得邱行湘一阵发热，一阵发凉。
邱行湘清楚，洛阳守十天半个月还有点底气，守一个月，那就是在危险边缘跳舞。他很想说几句场面话之外的实话，但蒋介石紧接着补了一刀：凡是见死不救，导致友军损失惨重的，将领，一律杀头。援军问题，你放心。
这种“军令如山”的话，既是承诺，也是压力。邱行湘只能表态：“除非天陷地塌，洛阳万无一失。”蒋介石顺势给他加了顶“警备司令”的帽子，又让蒋经国出面“打气”，一套完整的政治包装，算是做足了。
从南京飞回洛阳的路上，邱行湘心里其实有数：这仗打的是命。他盘算得很细——为党国、为蒋氏父子、为陈诚“争口气”、也为自己和那位张小姐的未来。他甚至愿意接受“和洛阳共存亡”这个结果，只要是死得其所。
问题在于，洛阳城内外的真实条件，并不配合他的热血想象。
邱行湘到洛阳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疯狂抓工事。门板、枕木、石碑，全都拆来垒成碉堡。城外民房、街道，为了“开射界”，划线即拆，东门外、城郊大片民居变成瓦砾。有人家刚准备嫁娶，房子说拆就拆，甚至闹出全家上梁自尽的悲剧。
这种硬生生“腾空间”的做法，没错，军事实用。但对民心而言，杀伤力极大。洛阳百姓怨气冲天，扶老携幼跑到警备司令部请愿，结果不仅遭冷遇，还被“假流氓”驱散。邱行湘在战术上立意“固守”，在政治上却等于是自断后路，把城内的民众推向解放军那一边。
更麻烦的是兵力问题。二零六师名义上六个团，实打实加上配属部队，不足两万人，却要守一圈密密麻麻的碉堡、掩体。兵力一摊开，预备队就薄得可怜。他苦苦向郑州要兵，孙震只象征性拨了几个炮兵连。向蒋介石求空运老部队增援，回电一句“空运困难”。反倒是用来援西安的调动命令，办得利落。
邱行湘慢慢明白，蒋介石口头上强调“洛阳凡尔登”，实际部署中，洛阳的分量却随时可以被其他战场压过去。他担心自己成了“孤城一座”的棋子，一旦援军不及时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靠外援靠不住，他只好在城内把能抓的力量都抓来：连臭名昭著的“妙道会”“红枪会”之类土匪式武装，也被收编成“游击队”“别动队”。政治宣传则由赖钟声主导，夸大国军装备，吹嘘三个月坚守轻而易举，甚至拿田单守即墨、刘锜守顺昌、凡尔登来“打鸡血”。
表面上，士气似乎被“炒”起来了，但这些口号和真实战力之间，其实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。城墙上的青年军士兵，如那个高喊“土八路攻不下洛阳”的侯三，经不起一发冷枪，就倒在城垛后。所谓“吹牛不犯死罪”，在城头这种地方，一念之差就成了笑话和教训。
在南京，蒋介石精心筹谋，把洛阳当翻盘筹码；在洛阳，邱行湘拼命“织网”，却发现自己手里的线越来越短。这一切，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对手提供“反向教材”。
二、两陈会师：打这座城，还是打那些援兵？
同一时间，襄城的一间普通民房里，两位“陈司令”正对着地图反复推演。
一位，是身材高挑、戴着眼镜的陈赓。黄埔一期，早年就在蒋介石身边当过参谋，后来参加北伐、南昌起义，又跟着红军转战南北，是典型的“老资格悍将”。另一位，是出身秋收起义、跟毛泽东一道上井冈山的陈士榘，长征时给毛泽东当“设营司令”，一路打前站、埋锅造饭的那个。两人一个代表中原野战军，一个代表华东野战军，在洛阳城外重逢，带来的，是两个兵团的合力。
陈士榘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，带着一种很特别的信任。早在会昌那次“东方欲晓”的清晨，他就亲眼见毛泽东现场吟成《清平乐·会昌》。长征途中的雪山、草地，他作为设营司令打前站，毛泽东信得过他，从生活到行军，都交给这个湖北汉子安排。到建国后，他是57位上将之一，资格与资历，在军队里谁都知道。
此时，陈士榘既是华东野战军参谋长，又兼陈唐兵团司令员。陈赓则指挥中野四纵，连着几个硬仗打下来，成了中原战场上“机动兵团”的代表人物。
两人面前摊开的地图上，洛阳、郑州、潼关、漯河这些地名一串连成线。要打洛阳，绕不过一个问题：先打城，还是先打援兵？
毛泽东对洛阳作战很重视。3月7日，他连发两电。一电强调迅速攻击洛阳及洛郑线，希望两周左右完成任务；另一电则点得很明白：洛阳这样重要的城市，蒋介石必然增援，作战重点要放在“打援”上，“以一部攻城，集中主力歼灭援敌”。
这思路延续的是“围城打援”的传统打法：城是诱饵，援兵才是大块头。一旦援敌赶到，利用对方野战状态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，比死磕城头要合算得多。
然而，战场情况并不是写在纸上那么简单。
陈士榘和陈赓这几天反复琢磨，越看越觉得眉头紧。他们评估过可能的援军来源：西面是裴昌会，但裴昌会此时抽调西援西安，顾不上东顾；东面孙元良兵团守郑州，本身就要看住黄河渡口，对洛阳只能“抽一点”；真正有冲劲、有决心的，是 southeast 方向的胡琏兵团。
问题在于时间。陈士榘带着参谋们把路线推了几遍：胡琏如果绕道郑州，再西进洛阳，至少七天；如果抄登封那条近路，路烂、弯多，还得算上可能遭遇阻击，差不多也是七天。这七天里，解放军能不能先把洛阳解决掉？这是关键。
陈赓的忧虑，集中在另一个点上。他判断：国民党援军不会那么“配合”——不会在洛阳还没有真正打响之前就贸然扑上来，而是多半在接近洛阳的机动地带先集结、防备。他说得很直接：“援敌在未判明我军攻城态势之前，不会轻易前进。如果我们一味等打援，很可能打不到，也打不成，有‘两头落空’的危险。”
所谓“两头落空”，就是城也没攻下来，援兵也没吃掉，反而把自己拖在洛阳城下，左右受掣肘。这种局面一旦出现，主动权就会滑向对手。
陈士榘接着补了一刀：孙元良不会在胡琏没靠拢之前单独行动，胡琏也不会轻易孤军深入，两家多半要汇合后稳扎稳打。这样一来，援敌一旦结成“一片”，再想各个击破，就难度大得多。与其在城外干等一个不容易“露破绽”的对手，不如先把孤立的洛阳吃下来，再根据援军到达时间，择机去“咬”其中一块。
两个人越说越觉得这个路数更保险。陈赓干脆学着陈士榘的口音开了个玩笑：“可得，可得！”又用湘乡话接了一句：“不能以打援为主，没有别的么子法子，只好一心一意攻城。”
这就等于是把战略重心，从“打援”悄悄挪到了“先攻城、后打援”。问题是，毛泽东电报里刚强调要以打援为主，两人这么一改，多少有点“先斩后奏”的意味。
他们还是把方案报给了中央军委，大意讲明：两兵团准备采取速决战，先夺洛阳，钢绞线再集中兵力对东西援敌寻找机会，各个击破。如果一开始就以主力打援，援兵未必肯上钩，而洛阳久攻不克，就会十分被动。
电报发出后，陈赓心里不免打鼓。毕竟，对毛泽东来说，洛阳战役牵扯到中原、西北整体布局，他一贯重视“集中优势兵力、抓主要敌人”的原则。两陈这样调整，有可能被看作“偏离指示”。
陕北那边收到电报，毛泽东先愣了一下。很快，他明白了两陈的顾虑：洛阳守军孤立，援军路远且谨慎，现场的指挥员更看得清楚。他笑着说了一句：“陈赓、陈士榘，自有他俩的道理。”随即起草复电，同意他们的作战计划。
这一封“批准电”，等于把战役的路线图重新钉死：洛阳先拿下，再看援敌怎么动。
三、围城与攻坚：谁在赌时间，谁又在赌命
毛泽东电报一到，陈赓、陈士榘当即召集纵队以上干部开会，把整个战役部署讲透。
这场会，一边严肃，一边热烈。严肃，是因为攻城战的难度摆在那里，洛阳的工事是国民党在中原修得最自信的一块，碉堡、火力点、交通壕层层叠叠；热烈，是因为这次作战，是华东野战军、中原野战军第二次并肩，大家有共同的“战绩记忆”——不久前在祝王寨、金刚寺一带，刚刚联手歼了国民党一个兵团。
在洛阳战役里，任务分得很明白：两支打援，两支攻城。
华野八纵和中野九纵负责打援。八纵的王建安、向明，都是老资格，部队打防御战出名，国民党那句“三千发炮弹打不动，肯定遇上八纵”，不是空穴来风。八纵要扼住黑石关到偃师一线，挡住从郑州、许昌方向可能过来的援兵。
九纵的秦基伟、黄镇，则负责西线一带，袭占新安、渑池，防着潼关方向的裴昌会突然杀回。战役开始后，九纵还要机动靠近洛阳，随时转作总预备队。
攻城这边，华野三纵、中野四纵要从四面合围。
三纵孙继先、丁秋生带的是典型“攻坚型部队”，炸药用得顺手，打碉堡有办法。抗战期间炸日军炮楼、后来几次攻城作战积累的爆破经验，在洛阳正好派上用场。三纵负责东门与北门方向的主攻，尤其盯死东关、北关一线。
四纵是陈赓、谢富治直接指挥，走南闯北打硬仗一路打过来，素来以“敢打敢拼”著称。这次，从西关、南关方向出击，攻打西门、南门。
陈士榘在会上讲战术，讲得很具体，也很冷静。
他提出三条：一是隐蔽接近，突然袭击。洛阳城防工事看似周密，但越是布置详尽，越容易产生麻痹心理。只要夜间悄悄逼近城垣，利用地形、沟道慢慢摸上去，突然发起爆破冲击，就能打乱国民党守军原有的火力安排，迫使他们疲于应付。
二是四面包围、多点攻击，重点突破后“中心开花”。碉堡多，守军势必要分兵各点固守。这种“点阵式防御”的弱点就在于一旦有某一点被撕开，彼此之间支援困难。解放军可以在多个方向同时施压，诱使守军误判主攻点，一旦某一门、某一段城墙炸开通路，立即投放主力，从城内外夹击，实现快速扩张。
三是集中火力、连续爆破，避免“停顿”。洛阳是深沟高垒，既有城墙，又有外壕，一次爆破不够，就接连数次。为了不给守军修复工事、组织反扑的时间，炮火与爆破要紧密衔接，突击部队必须跟得上，用连续不断的冲击，把防线压垮。
这样的部署，实际上把时间抓在了解放军手里：不是等敌人援兵决定什么时候打，而是自己选定“攻城时间”，迫使对方疲于救火。
反观洛阳城里，青年军二零六师的作战会议，则完全是另一幅光景。
邱行湘面对的，是一群既有学历、又有恐惧的军官。这些人不同于旧军队里的老兵油子，很多是青年军系统出来的“高材生”，理论不算差，真正的巷战、攻坚战却没几次见识。洛阳工事到底顶不顶用，没人有底。
邱行湘提出的守城构想，看上去也算“体系完整”：外围顶三天，城墙作战五天，市区巷战再拖三天，核心阵地（比如九龙台、西宫发电厂等据点）要坚持到援军反攻。他想用“时间换空间”，靠碉堡工事消耗解放军，让对方在城下伤亡累积，等到援军赶来再实施“里应外合”。
为了撑起这个构想，他拿出“四靠”战术——一靠烧，二靠炮，三靠督战，四靠重奖。
“烧”，是想复制许昌经验。在许昌南门那次防御战里，国民党守军点燃汽车油桶，引起城外房屋燃烧，确实给解放军攻击造成了一定阻碍。邱行湘打算在洛阳四门同时设置可燃物，一旦解放军大举逼近，就纵火焚烧，制造火海。他甚至计划在核心阵地四周也预置纵火点，准备在最后关头用大火与对方拼命。
“炮”，则是把现有的重炮、迫击炮发挥到极致。四个重炮连，加上大量曲射火器，分布在城角、文峰塔等制高点，每门炮都事先测定射击诸元，写在木牌上插在炮位前，一到战时，照牌操作，尽量做到“快准狠”。
“督战”，暴露了青年军兵员来源的问题。许多士兵原本是冲着“升学”、“就业”被鼓动来当兵的，真到拼命的关头，很难指望他们主动“死战不退”。邱行湘干脆将两百多名教官编成督战队，分散到各个阵地后面，用枪口盯着自己的兵，防止溃散。
“重奖”的作用，也不可忽视。邱行湘把大量现金集中到手，打算靠“赏银”刺激勇敢者，谁守住阵地、谁打退冲锋，就给钱、给官。这种办法短期内确实能拉起一股劲，但本质上，是用利诱弥补信仰缺位。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2025年庞家后人查库时发现，包括这幅画在内的5件文物“消失”。经记者追踪，这些文物1997年被划拨给江苏省文物总店，2001年《江南春》图卷还以6800元的价格被卖出，销售清单明示为《仿仇英山水卷》，整个过程庞家后人毫不知情。
“十四五”以来，韶关始终将“三农”工作放在重中之重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全方位提升。在国省考核中，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连续6年、粮食安全责任考核连续5年、“菜篮子”市长负责制考核连续2次获全省“优秀”等次，高标准农田建设连续5年走在全省前列。2024年，全市粮食播种面积183.53万亩、亩产418.62公斤、总产量76.83万吨，实现“三增”，筑牢粮食安全根基。
会议上，团以上军官听着这套打法，一时觉得似乎“招招厉害”。可仔细想想，无论是烧城，还是督战，还是重奖，中心都在一个“拖”字上：拖到援军赶来。
问题是，解放军给不给他这个时间？这才是要命的地方。
到3月4日解放军向洛阳开进起，到3月17日撤出洛阳，恰好两周。蒋介石希望的“坚守一个月”，邱行湘自己设想的“分段固守十余日”，全都成了空谈。
手机号码：13302071130援军呢？胡琏、孙元良确实动了，也确实接到了“确保洛阳”的命令，但在解放军的八纵、九纵一挡一削之下，到洛阳城破时，他们刚刚接近阻击阵地。这种既赶不上救火、又损失不小的结果，很能说明问题：两陈当初评估的“时间差”，算得一点不差。
从结果回过头来看，当初那个争议点就显得格外重要——如果真按“重在打援”的方案，先围而不攻、专等援兵，极有可能既吃不到援敌，又被洛阳坚城拖住主力。那才是真正的“两头落空”。
四、洛阳一役：一座孤城，成了两种思路的分界线
洛阳战役结束时，洛阳城墙上那块被火光与爆破烟雾熏黑的砖石，可能没人再去在意。但对指挥这场战争的双方而言，这一战的意义远不止“攻下了一城”或“失去了一城”那么简单。
蒋介石在洛阳身上倾注了很多期待。他想复制凡尔登，却忽视了最核心的一点：凡尔登背后是全法兰西的工业与人力支撑，而洛阳背后，是一个已经被多线战场拖得疲惫不堪的政权。他想用洛阳“吸住”解放军主力，却没有真正在兵力调配上形成对洛阳的集中保障。口头上的“必守”，和实际的抽调、犹豫、迁延，最终让这座固若金汤的城市变成了一座孤立无援的城池。
邱行湘个人的悲剧，也带着时代的烙印。他不是完全无能的将领，工事修得很下力气，战术上也有自己的思考。但他的全部筹算，是围绕着“援军一定会来”展开的，一旦这个前提动摇，他就几乎没有第二手准备。他对百姓采取的粗暴手段，更加剧了城内外的对立，将原本可以争取到的一部分民心推向对立面。
反观解放军这边，洛阳战役有两个亮点很值得注意。
一是在战略抉择上的灵活。毛泽东一开始强调“打援”，是从全局看；而陈赓、陈士榘根据前线情况，认为这样干风险过大。理论与实战之间，有时候就是差这半步。如果指挥者一味机械执行上级指示，而不敢据实调整，很容易在关键节点上失去机会。毛泽东能够在收到前线的“反向建议”后迅速调整，这种上下沟通的有效性，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。
二是在战术组织上的条理与细致。无论是八纵、九纵的打援布阵，还是三纵、四纵的攻城分工，关键都在于“算时间、算路线、算兵力”。援军可能走哪条路、几天到、途中可能遇到什么阻力，攻城需要多少火力、多少突击梯队，爆破点如何分配，这些都不是凭“勇气”就能解决的问题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洛阳一役，也从侧面印证了一个规律：城市防御战，如果只靠工事堆砌、只靠硬拼时间，而没有可靠的外线机动支援，结果往往会走向“被动挨打”。邱行湘把希望押在“一个月坚守”上，结果五天就被撕开；而解放军把重心放在“十四天解决战役”，把主动权紧紧握在自己手中，最终打出了时间差、打出了空间。
这场战役里，陈赓提出的“有两头落空的危险”，表面看是对当时作战方案的一句提醒，背后却透露出一种很务实的判断：打仗不能光看理想目标，还得算风险边界。一味追求“围城打援”的漂亮战绩，却不顾对手是否愿意“入局”，那就容易变成自己跟自己赌。
洛阳城破那一刻，二零六师的碉堡、火力点、督战队、奖赏制度，全都失去了意义。邱行湘和他的几个部下，成了解放军的俘虏。与之对应的，是两陈兵团按计划从容撤出洛阳，转身准备迎对下一步战役。
从战略到战术，从南京的办公室到襄城的土炕，从“凡尔登梦”到“先城后援”的实战选择，洛阳战役摆在那儿镇江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，本身就成了一块清晰的刻度尺。谁在用算盘算胜负，谁被自己的算盘反算了一道，这一仗已经给出了答案。